和平日报， 2022年5月13日，邦加北濱南海，地扼邦加海峽，四世紀時法顯即經此海域返回中國。本地盛產錫礦，昔日統治當地的巴鄰邦蘇丹為開採供應荷蘭，乃自中國引進大量客家勞工，中國移民日多，則在此逐漸形成所謂「八港」的八大華人聚落，即今邦加八市檳港（Pangkalpinang）、烈港（Sungailiat）、文島（Muntok）、勿里洋（Belinyu）、高木（Koba）、沙橫（Sabang）、流石（Baturusa）、楠榜（Jebus），總人口數約八十萬，華人人口最初一度超出土著，現則占百分之四十五。
巴鄰邦蘇丹之所以引進華工至邦加，和該國王室與華人的淵源有關。邦加原屬巴鄰邦蘇丹國，該國蘇丹馬哈茂德．巴達魯丁（Mahmud Badaruddin）的王妃是華人，他的岳父翁．阿布杜勒．賈巴爾（Wan Abdul Jabar）是柔佛王國（Kesultanan Johor）暹旦（Siantan）太守阿布杜勒．哈亞特（Abdul Hayat）的次子，阿布杜勒．哈亞特原名Lin Tau Kian（林道建（音）），據說原是明朝官員，因事逃亡至柔佛，並皈依伊斯蘭教，受柔佛蘇丹賞識，被派到暹旦擔任太守。馬哈茂德．巴達魯丁因叔父拉圖．阿努姆．卡馬魯丁（Ratu Anum Kamaruddin）篡位，出逃暹旦，而與林道建家族相交，林道建家族於第二代移住邦加。馬哈茂德．巴達魯丁在柔佛軍隊的幫助下，於一七二四年（清世宗雍正二年）重返巴鄰邦，惟其華人王妃不習慣住在巴鄰邦，仍長居邦加。
邦加錫礦的發現，係於一七零九年（清聖祖康熙四十八年）馬哈茂德．巴達魯丁父王莫哈邁德．曼蘇爾（Muhammad Mansur）在位之時，一七一七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拉圖．阿努姆．卡馬魯丁與荷屬東印度公司簽訂協議，由荷屬東印度公司保證採購，以滿足錫礦對歐洲與東亞的出口需要，到了馬哈茂德．巴達魯丁，為了增加產量，乃派人到華南地區招工，許多客家人因此而來到邦加。
荷蘭在當地殖民掠奪礦產，儘管邦加為荷蘭賺取了大量財富，公共建設卻極為落後。一七九五年（清高宗乾隆六十年）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軍佔領荷蘭，東印度也併入法國，一八一一年（清仁宗嘉慶十六年）英國攻佔巴達維亞，東印度改隸英國，而為英屬印度之一省。英國東印度總督，就是開發新加坡而聞名的柔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一八一六年（清嘉慶二十一年）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戰敗，歐洲召開維也納會議，英國與荷蘭協議歸還東印度，東印度才又屬於荷蘭所有。一八一二年（清嘉慶十七年）邦加因而一度為英國殖民，直到一八二四年（清宣宗道光四年）英荷簽訂〈荷蘭條約〉（Treaty of Holland），劃分東南亞勢力範圍，邦加島才與荷蘭在印度擁有的柯枝（Cochin）對換。邦加人許多人為此感到遺憾，因為英國殖民過的馬來亞、新加坡、汶萊、香港發展得都還不錯，不像荷蘭人強取豪奪。
排華時印尼政府頒布第十號總統令，禁止華人在縣級以下地區經商，以致邦加資產階級華人許多被迫遷移，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年即曾派遣船艦撤僑，沒想到印尼歸僑一回國便倒楣遇上無產階級中國文化大革命。邦加歸僑許多日後設法輾轉移民香港，這些香港邦加客僑遂成為邦加復興華教的重要資助來源。但邦加本地並無排華衝突，主要是地處偏遠，未受到雅加達排華的太多情緒感染，加以華商為邦加人自外島進口食米，為邦加民生經濟的重要支柱。
海外客鄉，時光倒流
在檳港得帕提．阿米爾（Depati Amir）機場為我們接機的是邦加客屬公會主席兼邦加勿里洞省孔教協會主席鄒霖財和邦加勿里洞省檳港市印華百家姓協會主席林金圖。林金圖是福建省金門縣人，因家貧而來邦加，排華前為華校中文教師；鄒霖財則為梅縣石扇村第二代客家移民，他的父親為了生活而前往南洋。我們由鄒霖財的公子開車載到巴斯爾海灘（Pasir Padi）的船型餐廳，享用了一頓帶有客家色彩的豐盛邦加海鮮料理。
餐後先到鄒霖財開設的米特拉花園酒店（Mitra Garden Hotel）入住。酒店地近占米清真寺（Masjid Jamik Pangkalpinang），此際正值伊斯蘭教回曆九月齋戒月，伊斯蘭教徒只能在日落後進食，整日寺院裡都傳出誦經聲。
在酒店稍做休息後，鄒霖財即載我們到檳港市長官邸大王屋（Thai Bong Buk）參觀。這是一座白色的洋宅，有著廣闊的前庭，坐落在蓮霧林中，昔日是荷蘭邦加總督官邸。市長官邸庭園可以任由遊人進出，正說明瞭印尼在民主化以後社會的安定和諧。
接著前往唐人區的大伯公廟（關帝廟）。該廟廟址原為華人豬仔移工宿舍，一七九七年（清嘉慶二年）華人即將隨身帶來的關帝金身置於該處奉祀，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始由地主溫庚武捐地建廟。一九九八年大火，幾乎付之一炬，現為火後重建者。邦加關帝廟形制較為簡陋，還保留著原來宿舍的格局和外觀。客家人稱福德正神為大伯公，是客家人普遍的民間信仰，在印尼和南洋各地，關帝信仰亦十分普遍，反倒不見臺灣常見的三山國王。
關帝信仰恐怕和華人秘密會黨如天地會之類的有關，因為人在異域，加以清朝外交交涉能力孱弱，華人權益無法他求，生活問題的處理和公共秩序的維護，只能憑靠義氣相結和一己之力來解決。客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是邱榮裕的研究專長，徐靜蘭是他的指導學生，碩士論文《清代臺灣北部霄裡地區客家七姓移墾之研究》，即從桃園霄裡當地玉元宮的相關資料采集中發掘出許多客家移民歷史。
他們的研究方法，同樣也可以運用在印尼客家移民的研究上。陳瑪琍帶著黃佩玲和曾懷慧到附近的魚巴剎（Pasar Ikan）市場買涼茶和沙嗲燒烤，這一帶的店家和攤販，果然幾乎為客家人。晚間鄒霖財招呼我們到城市海洋（City Ocean）海鮮餐廳用餐，林金圖和鄒霖財的妹夫亦在座。飽餐後便回米特拉休息。
次日上午，鄒霖財帶著我們出檳港，先到流石。流石是華人的傳統聚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街上許多混合了南洋和中國風格的舊式洋樓，因不合現代使用需要，或者年輕一代外移，年久失修而荒置。老人、小孩、老屋和停滯的時間，是我此處的感覺。我們在街上亂逛，陳瑪琍走進了一家雜貨店買魚餅，年長的老闆是金門人，還能用閩南語和我們交談。
我們又跟著鄒霖財走進了阿賢（Ahyan）西服店，老闆是陳新賢、陳新強客家兄弟，客家話已不大會說，但你看到的是親切而熟悉的華人面孔和舉止。這是一家祖傳的手工西服店，店裡英國布料一應俱全，價錢便宜實在，邱榮裕和我原都有意當場量身定作一套，可惜知道沒時間隔日來取而作罷。沿著大街漫行，一座南洋大院映現眼前，一對客家老夫婦和他們的小孫女在庭院乘涼，我們上前問候，老夫婦熱心地打開中門讓我們到大廳參觀。
原來這棟建築為李七和故居。李七和是廣西博白縣雙風人，在當地頗富名望，曾與廣西客家同鄉葉亞旺等人揭竿而起，組織三點會，參與一九零零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邦加華人反抗荷蘭殖民者的劉義戰爭。李七和曾回鄉與邦加客家僑領李光前等共同於一九二四年捐資博白圖書館興學，是一位俠義的華商。李七和家族現已不住流石故居，我們見到的客家老夫婦係承租戶。
離開流石，鄒霖財帶我們回檳港繞了一圈邦加勿里洞大學（University of Bangka Belitung）。這是合併三所學院而於二零零六年成立的新學校，二零零九年新校園落成，學生僅有一千七百人。該校並未設立中國語文學系，但設有社會學系。就當地華人社會史的挖掘和研究，顯然需要精通中文的教師。目前這一條件還未具足。
接著我們直奔烈港。烈港為邦加縣首府。沿途可見許多村落，家家戶戶前則皆建一土地公祠，對大伯公的如此熱愛，一望可知他們是華人，而且是客家人，但則多已土著化，不會說華語，甚至也沒有中文姓名了。全邦加華人村就有八十多個。
鄒霖財把車子開到位於中興村的新中興學校。這是成立於一九二九年中興學校，在歷經禁華後，於二零零八年改名重新出發的三語學校，由黃士輝等在雅加達發展的鄉親們組織之中興團結聯誼會出資，接受不分種族的學生。在印尼恢復華文教育後，鄉親與宗長們捐資興學，傳承文化，令人感動，在我腦海中再又浮現雅加達和萬隆那些長老們慈愛的面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華僑教育上用力至深，我聽該校劉姓女教師和鄭姓教師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海外交流協會每年都提供該校教師短期進修和舉辦學生夏令營，費用低廉，甚至免費，亦推薦僑教學生來此實習或支教，這些措施，很受該校師生歡迎。
該校教師和學生對於臺灣也相當嚮往，直問我臺灣有沒有同樣的優惠政策。這裡的華人都是客家人，臺灣的客家語教師和教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的，如何讓臺灣的客家學生來此實習，也幫臺商在此未來的發展，培養一批與臺灣人價值相同的華人工作夥伴呢？
當地惹波（Rebo）村新建的三聖寶殿（三教殿），位於山丘的大岩盤上，背發興山（Bukit Fathin），山腳為老鼠灘（Jl. Pantai Tikus），奇石嶙峋，但又有著大片的岩灘，面對著南海。海的那一邊，看不見的盡頭，就是中國。三聖寶殿是集佛教、道教、孔教三教於一的廟寺。但因缺乏傳統工匠，建築的雕刻和壁畫皆相當粗糙，當地喜用粉紅色油漆，亦讓人感到俗豔。
全世界最好的中國傳統建築工匠和設計師，都在臺灣哪。接著來到嘉烈示村的萬德殿，該寺主祀關聖帝君、觀世音菩薩和大伯公，鄉人們正在用竹架紙紮大士爺，大士爺是傳說中被觀世音菩薩收伏的鬼王，在陰間則領導眾好兄弟。在臺灣或邦加這種移民社會，在移墾的過程中許多人不幸一生孑然，客死異鄉，客家人則請出大士爺日常照顧好兄弟，在中元普渡的時候，再好好一起感謝保佑和犒賞祂們一番。寺旁是一家雜貨店，店主姓陳，已不會祖宗言也看不懂中文了。
中午則到梁記（Liongki）菜館吃邦加客家菜。
午後路過一座華人華洋合壁大院，我們眼光被吸引而停車下來採訪。主人姓陳，年逾七十，在家含飴弄孫。陳先生讓我們攀上二樓陽臺的祠堂，上面奉祀的是他們的第一代來印祖、宅院的起造人陳光道，也就是陳先生的祖父。
陳光道是福建省思明縣沙塘人。我用閩南語告訴陳老先生，思明縣早已在一九三零年代改名為廈門市了。陳先生的兒媳婦是印尼人，他的兒孫輩中文每下愈況，最終將融入印尼主流社會，儘管如此，他們是幸福的。
下午來到了勿里洋的福德祠。該祠始建於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標準的南方廟宇形制，保存情況良好，香火不墜。廟旁廂房設有義塾，乃成立於一九零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隨後則轉到位於摩天嶺（Bukit Mo Thian Liang）山腳下的天主教聖地聖母瑪麗亞聖洞（Gua Maria）。聖洞內有一塊奇石，就是瑪麗亞的形象。但信徒則又在外面豎立了瑪麗亞的雕像。
聖洞外則整理成一個天主教主題公園，林木青蔥，沿著石徑，豎立著耶穌和瑪麗亞事蹟的介紹看板和相關的雕像，公園內是勿里洋天主教堂，主殿有一座耶穌的石雕睡像，不同於中國廟宇的人聲鼎沸，鐘鼓聲與誦經聲交響，時間彷彿在此凝結。教堂外的公園涼亭閒坐著兩位客家少女，祖籍廣東省揭西縣河婆鎮。一位黃姓女孩用客家話說，她有親戚嫁到臺灣桃園。遠處的操場上則是一群在踢足球的華人少年。
傍晚鄒霖財帶我們去吃著名的邦加點心烤蕉葉魚茸（Otak-otak）。魚茸是魚漿和樹薯粉打成小條塊狀，用竹籤包在蕉葉中以文火烤熟，沾著南洋甜辣醬食用，一次一口，魚香和蕉葉香充滿頭腔，十分過癮。這一家烤蕉葉魚茸小攤就位於一座關門的華校旁邊，離去之前，走來一位客家老婦人，聽到我們說華語，激動地過來探問。
原來她曾是華校教師，禁華的社會衝突和文化壓迫，在她的教學生活中烙下極深的傷痕。聽到我們流暢的華語，就像是她遙遠的年輕記憶裡傳來的回音，勾起了她的心事。
回到檳港，時間已晚，經過一天的長途旅行，在阿財（Achai）豆腐角麵攤用完晚餐，便回到米特拉酒店休息。
戰爭與和平
在邦加的第二天上午，睡到自然醒，才到錫礦博物館（Pewter Museum）參觀。這一個精緻的博物館，用實物、照片和模型介紹了錫礦的開採過程，具體呈現了當年華工悲慘的遭遇。早期邦加華工多係由巴鄰邦蘇丹招募而來，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太平天國徹底覆亡之後，許多遺民流亡海外，而清廷也利用工人出口，將太平天國俘虜遣送出國，以減少善後處置的負擔。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中國與英法簽訂〈外國招工章程條約〉，允許外國招募中國勞工，荷蘭於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加入上該條約，邦加錫礦務局（Banka Tin Wining）即通過香港好時洋行在廣州、廈門、福州和海口等地招募華工，來到南洋打工的華人如潮湧一般一波波到來。
荷蘭人管理華工的方式，是以華制華，即將華工數人編成一班挖錫井，每班有固定工作份量，而為逼迫華工達到進度，華人工頭（吧叻頭）輒不惜鞭打工人，每致血流肉爛。而又為苛扣剝削工人，又有經營賭場和販售煙毒者，並對周轉賭本或深陷毒癮的工人放高利貸，工人還不起錢，只好不斷延長僱傭契約期限，而形同淪為奴工。體弱多病的工人往往不堪操勞而客死異鄉，更有許多人索性棄職逃亡，匿居於熱帶雨林之中。不耐饑餓而偶爾外出覓食者，一旦被發現蹤影，經常被荷蘭軍警視同盜匪而擊斃。
錫礦博物館有件鎮館之寶值得一提，是馬來古國三佛齊（Samboja；室利佛逝Srivijaya）王國的科達．卡布林（Kota Kapur）碑銘。這是三佛齊哥拉洞（Kadatuan）王朝開國女王悉莫（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六八六年（唐睿宗垂拱二年）征討爪哇時所立，內容在祈神助威並降災厄於爪哇。三佛齊古代無信史，這是罕見的碑銘，可以印證其存在。
中午在檳港著名的阿水（Asui）海鮮餐廳用餐，費勁吃完了咖哩螃蟹。在離開檳港的路上，途經華語廣播電臺。鄒霖財打開了車上的收音機，盪漾出來的是鄧麗君的歌曲〈甜蜜蜜〉，這本是印尼三寶壟（Semarang）音樂家奧斯曼（Osman Ahmad）一九五零年為電影《阿羅哈》（Aloha）所創作的主題曲〈划舢板〉（Dayung Sapan），由莊奴填上中文歌詞，主持人講的則是印尼話。
鄒霖財經常上華語廣播電臺接受訪問，華語廣播電臺能說完整華語的播音員沒有，全部以華語播音，聽眾也聽不懂。
鄒霖財開車將我們直送往邦加華人歷史的起點，文島。站在文島港邊，鄒霖財說，印尼排華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了兩艘客船到港外撤僑，許多邦加華人就在此和家人和僑鄉告別，文革時期，大部份華僑都被懷疑是外國間諜，而備嘗艱辛，因為大陸鄉民不解，中國這麼悽慘，為什麼還要回中國？豈不別具用心？而留在印尼的華人，則又受到蘇哈托政權的壓迫，那段過去，造成許多華人家族的再度離散，真是不堪回首。
文島由港口進入市區的道路上豎立著印尼文「世界錫都」的牌樓，入口處的一座深宅大院，就是第一任瑪腰（Mayor）鍾阿添（Tjoeng A Tiam）的官邸瑪腰大屋（Rumah Mayor）。
荷蘭東印度的華人官員，分為雷珍南（Letnan）、瑪腰和甲必丹（Captain）各級，以甲必丹地位最高，相當於今之行政長官，主管華人戶籍、稅賦和爭訟等事項，而以雷珍南和瑪腰輔佐之。鍾阿添是首任邦加文島瑪腰，是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新鋪鎮徐溪村人氏，其故居猶在，因家族發達海外而捐官，清朝為其樹立旗杆。文島歷任瑪腰、甲必丹皆由其家族世襲，直到一九三一年始為荷蘭政府廢止。當年華人自文島上岸後，例由瑪腰、甲必丹先行安置管理，而由邦加錫礦務局派醫師進行檢疫，再由各個礦場在此將人領走。
一九零零年（清光緒二十六年）邦加爆發華工抗荷的劉義戰爭，領導者為化名劉義的粵西客家人鄭十六。鄭十六為會黨三點會俠義中人，化名劉義，與黑旗軍大將軍劉永福原名相同，以此為暗示，號召徒眾，活躍於粵西地方，因無法見容於官府，於是投身海外，來到中邦加縣首府高木鎮擔任錫礦工人。
鄭十六因不忍見同胞受難，登高一呼，率眾亡命山中，劫富濟貧，出入無時，像流寇一般，投奔之追隨者聚集至三百人，鄭十六乃率眾劫掠檳港和流石各地，李七和等僑領出而響應，文島總監乃佈告懸賞捉拿，鄭十六終於在流石山中之雙興村經人密報而為數十名軍警圍捕落網。
在庭訊過程中，鄭十六慷慨痛訴華工被虐狀況，最後被判處吊刑。行刑前，鄭十六告訴監刑的文島甲必丹鍾懷薰說：「君為甲必丹，素愛同胞，使九港中為甲必丹者，盡如君，劉固視如兄弟，又何至擾亂地方如此？今日之變，皆某甲酷虐工人之所致也。故某甲欲見我，我大罵其為吸同胞血之臭人，我固深惡痛絕而不之見。」鄭十六自陳其為官逼民反，而誠懇建議荷蘭改善華工管理辦法。鍾懷薰將鄭十六遺言悉數記錄，呈之文島總監，再上聞巴達維亞總督，荷蘭當局乃基於人道改良對於華工之管理，並特赦劉義戰爭中的起義華工，蠲免其一切欠款。此之甲必丹鍾懷薰即為鍾阿添之後人，並為清朝授與同知職銜。
位於文島市區甘榜丹絨（Kampung Tanjung）的大清真寺（Grand Mosque）和廣福廟（福民公廟Kung Fuk Min Temple），是邦加島的華人文化遺産，也象徵著邦加島上不同文化和民族間的和睦共處。廣福廟初建於一八二零年（清嘉慶二十五年），比檳港的關帝廟還久，因為文島是邦加進出的口岸，華人最早的落腳地。
隔街相鄰的大清真寺，則建於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是鍾阿添、華社富豪及皈依伊斯蘭教的華人資助興建者，聘請廣福廟的建築師Fu Kien Kuan（傅建觀）設計起造，因此建築風格上帶有明顯的中國色彩，如運用了中國的重簷和綠瓦。我信步走到甘榜丹絨市區的一座石橋，橋上看去，河岸兩邊人家一面面河，互以舟船代步，另一面則面向大街，很像江南的格局。可惜的是河水漆黑如墨，熏臭不堪，大街上塞滿摩托車，人車爭道，秩序大亂。河岸的華人古建築群則多已傾圯或改建。
傍晚時分，我們來了文島丹絨卡利阿（Tanjung Kalian）海岸，這裡保留了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元年）荷蘭建造的白色燈塔白火塔，現仍在使用之中。全團只有徐靜蘭登上塔頂。海上飄浮著幾艘沉船殘骸。我們坐在海岸邊，平靜的海面上滿佈血紅的落日。岸邊立著一塊一九九三年三月的石碑，記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一片海面上的屠殺事件。
日本在一九四一年佔領了邦加。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六十五名澳大利亞護士由新加坡搭乘維耐爾．布魯克（Vyner Brooke）號軍艦行經邦加海峽，遭到日本軍的猛烈攻擊而沉沒，有五十三人竭力遊到丹絨卡利阿海岸的拉吉海灘（Raji Beach），當中的二十一人當場遭到日本軍的機槍屠殺，最後只餘三十二人在邦加人的協助下倖存上岸，卻仍淪為日本的戰俘，在邦加文島歷經了三年半的集中營生活，以有限的醫療資源和無限的愛心，在生死交界照顧無數的戰俘，直到日本戰敗才重獲自由。
五十年後，仍在人間的七位當年護士重臨丹絨卡利阿憑弔往事與難友，在最接近維耐爾．布魯克號的海邊，泐石立碑紀念這一群不幸而又偉大的護士。
晚餐在Tuah Palapa 3餐廳用蘇門答臘的巴東菜。晚間則入住於帕薩迪納（Pasadena）飯店。待安頓妥當，才與鄒霖財別過, 结束邦加岛之旅, 明天将搭快艇赴南苏门答腊首都巨港市。
（ 作者曾建元：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
（ 雨林编辑/ 作者：曾建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