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柯全寿立即投入到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当时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华侨组建了十几批医疗救护队，其中第十三队是爪哇华侨救护队。他们携带大量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奎宁丸）等药品，开赴中国抗日前线。他们在前线和后方救护运送伤兵，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丝毫不减。据《新华日报》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的连续报导：“1937年10月，由吧城（即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名医柯全寿负责计划，许启兴负责筹募经费，准备组建一支吧城华侨救护队。自登报后，应征者竟达400人，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由吴英璨医生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吧城出发，奔赴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1938年6月辗转到达武汉，6月16日，侨务委员会设宴慰劳华侨救护队。”

柯全寿先后组织了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他们在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称赞。柯全寿还和洪渊源、司徒赞等侨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购买急救药品和救护车。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共募捐到5000余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陆续分别寄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在香港的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再转发给中国各地的抗战军民，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

柯全寿非常热爱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美丽富饶的印尼，十分同情在荷兰殖民统治下遭受深重灾难的印尼人民。所以他一贯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印尼的独立运动。他曾任苏加诺领导的印尼民族党的机关报《印尼青年火炬报》的撰稿人。1932年10月他召集支持印尼独立的华侨报纸负责人会议，商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他也在《新报》撰文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并发表有关医疗保健知识的文章。

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柯全寿被关进西冷华侨集中营。半年后被转移到万隆郊外的芝马圩国际集中营，亦称爪哇拘留所或万隆拘留所。其中已关押33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商人、学者等9500余人。后来又增加从西冷集中营转来的柯全寿等542名爱国华侨，其中有庄西言、吴慎机、梁炳农、张添聪、朱光焯、沈望金等著名侨领。很多人备受酷刑折磨而死。柯全寿在条件十分恶劣的集中营内，仍然坚持救死扶伤，为许多难友治病，并设法弄到一些药品，挽救垂危的难友。日本投降后，幸存者于1945年8月27日获释。此时难友们要答谢柯全寿，都被他婉言谢绝。

1945年9月荷兰军队卷土重来，已宣告独立的印尼人民被迫奋起进行抗荷独立战争。柯全寿及时成立养生院红十字会，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临时代理机构。他以此机构领取，运送和分发药品给各地的印尼游击队和民众。同时他也组建筹款委员会，每月将数万盾捐款、药品和衣物送给印尼红十字会转给印尼军民。

1948年3月9日柯全寿乘车到万丹地区视察红十字会工作，后又赶回雅加达接待荷兰医生团，次晨又匆忙到养生院查看病人情况，接连数日马不停蹄地奔波、忘我工作。终于因操劳过度，昏倒在地，不幸于3月14日病逝。首都雅加达的各界人士和居民组成壮观的殡葬队伍，沉痛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随后在养生院前面竖立了在碑顶部有柯全寿半身铜像的纪念碑。碑文用中印尼两种文字刻写着：“……他把一生献给病人，特别是一贫如洗的病人，并且引导和带动同仁们投入这个服务事业。”

　1965年6月1日养生院更名为胡沙达医院。1971年6月25日被雅加达市政府列为雅加达中心区第三公共医院。但上年纪的当地人仍习惯称它为“养生院”。

祝愿：为人民鞠躬尽瘁、大爱无疆的柯全寿医生名垂千秋！

名医柯全寿及其创建的养生院名垂青史！

(作者简介：凌彰，中国社科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老教授协会和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员，北京印尼邦加侨友会顾问和香港邦华校友会名誉会长。)

转载自：凌彰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