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6年2月6日, 主持重建杨氏宗亲会, 印尼各地，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城市，一般上都有各姓氏华人组建的宗亲社团。最早的宗亲会，从清朝末年就有了雏形，一百多年来靠着祭祖、联亲维系着宗亲情谊。

早年华人下南洋，背井离乡、孤立无援，宗亲会便是遮风挡雨的港湾——逢年过节组织春祭秋祭，让我们不忘祖宗根脉；同族子弟求学有困难，就凑钱发奖学金；乡亲们谋生遇坎坷，大家抱团相助、共渡难关。哪怕在华人处境最艰难的年月，文化被压制、集会受限制，宗亲间的联结也从没断过，只是换了更隐蔽的方式彼此关照，这份血脉亲情，是任何外力都拆不散的。

每逢春秋两季，印尼华人都会聚集在各自的宗亲会所虔诚祭拜祖先牌位。

我在这本回忆录里，曾记述了当年我们一家人跟随父亲，从马来西亚砂拉越的城邦江流落到印尼西加坤甸，饥寒交迫、无依无靠，如果不是幸遇当地杨氏宗亲会长杨清辉先生，被他热心收留，生活有了着落，不晓得会多么悲惨！所以我一辈子对宗亲华社充满感激，刻骨铭心。在海外华人心里，这些社团就是大家漂泊异乡的「家」与「根」。

因为抱有这份情结，当我搬来椰城站稳脚跟之后，就去杨氏宗亲会恳亲联络，希望能为宗亲会务出一把力。早期雅加达的杨氏宗亲会，是由一批杨氏客家人于1958年发起成立的。其中有杨志交、杨万崇、杨钦恭、杨华声、杨志高、杨良兴等十多位宗亲前辈，他们于五十年代在槟榔社组织杨氏联谊会，并创设了祖公祠堂，后来成为椰城杨氏宗亲会的会所。

这些客家宗亲前辈都是热心人士，在侨界有一定名望，但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多少有些保守，比如理事会成员清一色都是客家人，不是客家人的杨氏宗亲很难加入进来。

我是潮州佬，原本也无缘参加，刚好那个时候有幸认识了宗亲会主席杨盛禄（杨浩）宗长。杨盛禄主席是梅县人，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1950年携家人迁居印尼万隆，后转至雅加达从事制鞋业和饼干食品生产 。七十年代后期与太太梁冰珲共同创办马京都金融证券有限公司（PT.MAKINDO），成为印尼首家华人金融证券公司的老板。

杨盛禄宗长比较欣赏我的才干为人，就带我加入了雅加达杨氏宗亲会，并且让我主管理事会的财务。我后来做会长时，提倡开放办会，不必分客家、潮州、福建，只要是杨氏宗亲，奉公守法，对会务有益，都欢迎他们加入。

八十年代，我刚加入椰城杨氏宗亲会的时候，看到原来的会所只有一间屋子，面积很小，又很破旧，每当大家祭祖敬香，空气不流通，那个烟雾熏得人眼泪直流。而且下雨的时候，屋里漏雨，外面的小路也是泥泞不堪，环境非常差。我就提议把这个老会所卖掉，换个地方，另外再买一块地皮，重建杨氏宗亲会所。

1979年，时年55岁的杨金锋与太太回国访问，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

当时宗亲会除了杨盛禄主席，理事会还有杨敖廷、杨盛鹏、杨宏堂、杨億昌、杨俊深、杨柏端等十几位长老。长老们听我这样建议，统统表示反对，七嘴八舌，说：「哎呀！祖宗留下的物业，祖宗的画像不能随便迁移，这样会不吉利。如果硬要搬走，有宗亲出了灾祸，你金锋叔要负责」。

我心想，哪有这回事！会所又破又小，难道会大吉大利？其实是怕出钱，就找了这个借口而已。然后就苦口婆心，反复做工作。我说：「这么多年，会所在老地方，从来没动过，祖宗天天在那里保佑，椰城的杨氏难道就没病没灾吗？」大家反驳不了，终于答应了。

1986年，我们在大芒果街选中一块地，买下来，老会所大概卖了七十几万盾，如果重建会所，还要再花一百条，就是一亿印尼盾。今天印尼盾一贬再贬，一百条只相当于五万港币。可那个时候印尼盾币值还很大，一百多条可能有一百多万港币那么多。我就找了椰城杨氏的「十大金刚」，都是有钱人，我自己带头捐款20条（两千万印尼盾），请他们每人也捐20条，十个人就捐了两百条。大家齐心协力，就把新会所建起来了。

这个新会所占地600平米，上下两层半，宽敞明亮，在当时椰城各姓氏宗亲会所中，属于最气派的建筑之一。

1997年，杨金锋与太太陪同亲家（二女儿的公婆）、台湾前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朱登高夫妇，参观由他发动并主持新建的雅加达印尼杨氏宗亲会所。

惊心动魄的庆典前夜

1989年新会所竣工，那时候我已经担任了椰城杨氏宗亲会（后更名为印尼杨氏宗亲会）主席。我就和理事会团队决定，邀请各个国家和地区杨氏宗亲会有头有脸的人物来雅加达，由印尼杨氏宗亲会做东，召开一个「世界杨氏恳亲大会」，借此庆祝会所华厦落成，也是为了在海外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发了邀请函，东南亚国家，还有欧美一些国家的杨氏宗亲代表都来了，总共有几百人。那个时候，印尼和中国还没有复交，大陆的宗亲社团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总要有中国人来才算圆满。我们就邀请了台湾的杨氏宗亲，还有他们的侨务官员前来共襄庆典。

头一天各国来宾全部到齐了，明天上午九点就要举办庆典开大会，结果头天晚上就遇到了大麻烦——有宗亲报告说，警察过来查封我们的会所，还扬言要用挖掘机把新建的会所拆除掉。哇嘟！糟糕，这怎么办？我一个晚上没睡觉。赶快找人，动用全部关系，去找他们的上司疏通交涉。我当时和军队的大头目关系很好，就和几位宗亲过去拜访，请他派了十几个士兵过来保护。

我们有一位宗亲杨秉书不明就里，看到军人拿枪站在大门外，不敢进来转身就跑，还赶紧通知其他人说，哎呀不得了啦，杨氏宗亲会被军人查封了。哈哈！他不知道，那些兵都是我请来的。后来，我又去找雅加达警察司令，请他写了条子给下面的警察，命令不许为难我们，然后就风平浪静了。

大会开得很成功，宾主皆大欢喜。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头一天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

我先后做了两届印尼杨氏宗亲会长，在此期间，会务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可是到1990年，宗亲会换届选举，有人急切想争这个位子，就提出主席年纪不得超过65岁。我那年66岁，身体精力各方面还很充沛，但也无意恋栈，便急流勇退，让位给其他人。再后来比较遗憾，因为领导人的问题，宗亲长老之间分成两派，争斗得很厉害，一度还诉诸法庭打了官司，亲痛仇快！导致我们建起的那个会所被锁住不能使用。我虽然很痛心，但已年迈，闲云野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不再参加他们的活动。

参与支持「赤道基金会」

我从小到大，在西加坤甸生活了三十几年，搬来雅加达差不多六十年了，但始终忘不了西加的乡亲。在椰城商界打拼的同乡，也有不少人与我有着同样的情感。大家都有一个念头：怎样支持家乡的文化教育，让下一代的孩子有能力工作赚钱，改善他们的生活。

西加除了省会坤甸，还有一座潮汕人的城市山口洋。移居雅加达的山口洋人，也出了很多大老板和华社精英。但是八九十年代，山口洋尤其是乡下，还有不少乡亲比较贫困。

曾几何时，台湾企业大量采购西加里曼丹省的原木制成木材和板，到当地出差的台商发现山口洋居民当中有许多华侨女子，认为很适合介绍给经济状况较差的台湾老兵做老婆，于是把这消息转告给台湾婚姻介绍所。后来这些介绍所协助男女双方鱼雁往返、交换相片，只要获得本人和家长同意，女方就嫁到台湾，山口洋一度成为「出口新娘」的「大本营」。很多台湾男人会假装很有钱，有的老兵还有生理问题，女方过门以后往往大失所望、后悔莫及。

印尼山口洋华人的结婚仪式。

当然凡事没有绝对的，其中也不乏家庭幸福的好姻缘。但倘若不是因为经济落后，年轻女孩缺乏一技之长，怎么会舍近求远嫁去国外呢！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97年，雅加达的几十位西加乡亲发起成立了一个「赤道基金会」（Yayasan Bumi Katulistiwa）。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西加里曼丹正好是赤道线穿过的地方——咱们的家乡就在这里，赤道有一种象征：「连接、光明、永恒」。

这个基金会完全是义务性质的，也没有多少大资本，全靠一班老乡热心捐助、同乡会支持才撑起来的。当年出面召集的有李石清、贝锦兴、方劲雄先生这样热心教育的同仁，另外像蔡华喜、黄治勋、周沅瑶、古兆威、陈炎松、吕世典等八九十位乡亲（还有不少乡贤骨干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一起出力想办法。蔡华喜做过第一届主席，我是第二届加入的，也曾担任过基金会的监事主席，东奔西跑，带头捐款，也拉赞助，希望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努力。

成立伊始，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把家乡教育搞好，特别是华文教育这一块。那些年华文在印尼是有很多限制的，师资断层、教材不足、学生资源有限，但大家心里明白，语言就是文化的根，没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后代怎么认识自己、怎么传承文化？所以我们从补助奖学金开始，从支持华文补习班、华语教材、教学研讨会，一点一滴积累。

记得2000年前后，有很多年轻人因为经济原因无法继续学习，我们就用基金会的经费提供奖助学金；有人想要到中国受训华语教学课程，没钱去，我们也帮忙资助。渐渐地，这些受资助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有能力创业，或找到好的工作，收入提高，经济条件得到改善，还有一些人成为后来华文教育的中坚力量。

基金会成立近三十年了，理事会领导换了好多届，我也早已退居幕后，但是基金会的服务宗旨没有变，会务工作也在持续。他们每年都有一个报告，我还记得一组数据：从2004年到2011年，就有四千多个孩子靠着我们的帮扶，没有中断学业。

这些年，赤道基金会除了教育，也关注家乡的弱势家庭，试着做一些社福、扶贫的活动。基金会办理的扶贫教育工程、义展、募款活动等等，有时候还跟其他社团合作，一起为家乡的孩子、农民、弱势族群出力。像十几年前的一场书法义展，就是由基金会与其他兄弟会一起主办，所得也全数捐给教育扶贫计划。

印尼西加年迈的华人老师仍孜孜不倦，用心辅导认真学习中文的子弟。

话说到这里，老实跟大家说句心里话——我们这个基金会做得再怎么努力，困难也不少。最主要的就是经费来源太单一，全靠华社同胞、老乡会、企业界的捐助。有时候遇到经济波动，大家手头紧了，捐款就会减少，我们要维持教育、奖学金、讲座、教材更新这些工作就更吃力。这几年印尼的华文教育环境改善不少，政府也有支持，但私人的基础教育仍然很需要社群力量。如果没有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基金会想要做得更大、更稳、更长久，真的还是很难。

2015年，坤甸有一位非常能干的乡亲陈慧珍女士，又发起创办了一所「共同希望语言学院」，专门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我得知消息，也积极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慧珍开心地告诉我，学院开办10年来，已经毕业了300多名本地学生，因为中文流利，大部分都被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高薪聘用。

我常常跟年轻一代讲，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只是一小部分，但如果这种精神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不只咱们西加里曼丹的孩子能学好华文，整个印尼华人的文化根基也会更稳固。希望未来有更多有心人士关注、支持，不管是理事、志工、捐助者，或者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一起加入，让这个基金会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能造福更多人。

这些年走过来，看着一批又一批孩子能因为有教育资源而改变命运，这是比什么都让我这把老骨头觉得欣慰的事。只要大家心在一起，再苦也不怕。

印尼潮州乡亲公会的诞生与发展

曾几何时，首都雅加达的潮汕人寥寥无几。到1960年代，印尼各地有潮人的城市，便有其社团、宗社的组织。当时雅加达已有潮州公会，会员只有二百多人。会务居多是协助同乡料理丧事及帮助申请出外的中国籍护照手续。

1959年第十号总统法令颁布后，印尼各地乡镇华侨因之不能生存成群北归。当时潮州会也积极参与协助西加里曼丹同乡人的迁侨工作，帮忙他们经雅加达短期停留，然后坐船北上返回祖国。事后也帮助来不及乘船的归侨同乡解决生活工作问题。

1965年九•三十事件发生后，外岛如坤甸、占碑、廖省等地，先后迁居来雅加达的潮人为数不少，故椰城的潮州人便与日俱增。

但是，印尼潮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潮团从荷兰殖民时代就存在，经历印尼独立时期，到华人社团全面被禁止，随之1998年的民主政治改革，潮团才开始重组，并于2001年1月成立印尼潮州乡亲公会。

我那时已经七十多岁，有幸作为最早的三位倡议者之一，同一批有识之士志同道合，参与发起成立了这个社团。那是2000年8月30日，我与黄继俊、谢家悌三个人发出邀约，宴请十多位潮州乡亲在大板酒楼聚餐，并公开倡议组织印尼潮州乡亲公会，立刻获得同席诸乡亲热烈支持，一致认为时机已到，完全赞成。

经过为时一个月的商讨，终于召集了21位同乡热心人士作为本会发起人。同年9月27日成立临时筹备委员会，大家推举曾国奎、谢家悌、张宝贤三位乡亲为临时筹备员会主任，负责处理成立乡亲公会重要事项。后经几次会谈，大家同心协力，便在2001年1月19日宣布印尼潮州乡亲公会正式成立，黄继俊乡贤当选首届主席，我当选第一任监事长，秘书是黄炳祥乡贤。2月5日在渔家村酒楼举行联欢晚宴，是时，赴会同乡堪称热闹。

2002年，公会改选，曾国奎乡贤被一致推选为乡亲公会第二届理事会主席，连进隆任监事长。在曾国奎主席带领下，印尼潮州乡亲公会积极投资办学、支持教育，弥补由于本地禁止华语、取缔华校及中文报纸所带来教育上的缺失，让华语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

潮州乡亲公会成立后，我们先把茂物的「乐龄居」敬老院办得更扎实，专门照料华裔老人，逢年过节还组织乡亲聚餐、唱潮曲、打乒乓球，一来二去，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潮人之家」，会员很快就发展到了六百多人。

除了联络感情，大家更想着为乡亲们谋长远。这些年，公会一直盯着教育和福利，出资送华文幼儿园老师回中国进修，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让孩子们能好好读书学华文。看到年轻人能说华语和潮汕话，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心里满是踏实。

上图：2022年6月，印尼潮州乡亲公会在会所举行第八届理监事就职典礼。该乡亲公会理监事同仁实际上也是印尼潮州总会领导层的主要班底。

下图：印尼潮州乡亲公会代表向百岁元老杨金锋先生颁发荣誉主席证书。曾国奎会长在一旁见证。

日子一天天过去，公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印尼十六个省市也陆续成立了潮州乡亲公会。大家都觉得，应该有个统一的组织，把各地的潮人力量聚起来。2010年，在曾国奎、吴福泰几位乡亲牵头下，印尼各地十六个省市的公会代表聚到一起，一致同意成立「印尼潮州总会」，从此千岛潮人有了共同的旗帜。

与此同时，印尼潮州乡亲公会同样存在，一个会所两块牌子。曾国奎当选了总会会长，便卸下乡亲公会的职务，之后先后又有蔡裕资、黄财利、 周沅瑶等几位年富力强的乡贤当过主席，他们都做得很好，为这个社团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 雨林编辑， 来源：杨金锋口述，丁见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