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慈善医疗机构养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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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对印尼进行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1609-1942)使物产丰富的热带岛国的广大居民沦为半农奴和贫民。荷兰殖民者在经济上进行贪得无厌的掠夺与剥削,先后实行垄断贸易、贩卖奴隶劳工、实物定额纳税、强迫供应和强迫种植经济作物,以及多如牛毛的税收承包(包括1620年开始在雅加达征收华侨人头税)等制度、造成印尼人民一贫如洗,民不聊生。

  荷兰殖民者还将华侨视为次等公民,采取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在爪哇实行《居住区条例》和《通行证条例》,限制华侨的居住和行动自由。荷兰总督署的汉务司则专门监视侨团负责人和侨校教师的言行、检查教科书和其他读物,限制华侨的思想言论自由。

  柯全寿作为医生,经常接触许多下层社会的穷苦患者,他看见许多印尼人和华侨贫民因为付不起荷兰医院的昂贵费用而常常延误治疗,以致死亡。尤其是许多产妇无钱上医院而去找巫婆用土法接生,致使产妇和初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据统计,当时欧洲侨民的婴儿死亡率为9%,而华侨婴儿死亡率却高达40%。即使住得起荷兰医院的华侨病人也常常受到荷兰医护人员的种族歧视和粗暴对待。

  柯全寿本人就经历过被歧视的遭遇。有一次他和荷兰妻子一同前往游泳池,进门时只允许荷兰太太进去。柯全寿因为是华裔而被拒之门外。这一次种族歧视的打击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他决定与荷兰太太离异。后来他向华校女教师李梅学习华文,并结为夫妻,育有一男三女。(附注:李梅(1913-1987)华校教师,二战后任雅加达中华妇女协会主席。1958年回中国定居,曾任中侨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等职。)

  基于关怀人、尊重人和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柯全寿极力倡议并于1924年12月28日在雅加达同洪渊源、杨恒鉴一起创建养生院,由柯全寿担任院长。1925年3月11日设立门诊所。当时只有柯全寿、洪英才、蒋文基和郭文南几名医生和护士志愿进行义诊,病人是否交费,悉听君便。第一年就诊治了两千多病人。1931年10月1日,依靠中华会馆和广大华侨,包括巨富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赞助,购置了芒加勿刹大街137号的一块地皮,建成第一座门诊大楼,也是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医院。后来继续扩建而拥有500张病床的住院部大楼和可供500名护士学习及住宿的护士大楼。

  据养生院章程第3条规定:养生院的职责是“医治病人及为产妇接生,尤其注重救治贫穷病人。诊费从廉。训练女护士及助产士,定期对群众讲解卫生常识及养育婴儿方法。”

  1963年有一位印尼人告诉洪渊源说:“我母亲常讲,我哥哥姐姐都在生下后不久死去,而我是因为有了养生院才养大的。所以我以自己是‘养生院之子’而感到骄傲。”

  柯全寿于1940年又专门设立一所养生院分院,取名“同善堂”,专门收治年老多病的贫民,收费极低,甚至免费。

  柯全寿也亲自研究防治一些疑难怪病,例如发现婴儿染上惊风症,是因为敷用一种含铅量甚高的爽身粉,或者服用了含有铅毒的朱砂。后由政府禁售此类爽身粉和禁服朱砂,从而挽救了无数婴儿的生命。他还摸索创立戒毒治疗法,治好一批吸食鸦片的吸毒者。

柯全寿除了全力主持养生院的院务,还情系祖籍国。1931年湖北发生大水灾时,他组织人力、药品奔赴武汉抗洪第一线。曾派遣养生院的施文连和陈全丰两位医生等志愿者前往武汉参加救灾治病和防疫工作。

1934年柯全寿前往南京出席远东热带医学会议。在会上他作了题为《铅毒与华侨儿童》的科研报告,并与同行们交流了医疗方面的经验。

此外,他也热情地接待和培训前来雅加达学习的中国医生,传授他们养生院创造的戒毒治疗法,以便他们日后能更好地救治中国的“瘾君子”。 (转载自:凌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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