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日报, 2021年1月3日,我们经历了非常复杂的2020年,对2021年有了新的期望。2021年是十四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的“第一个百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会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今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着这个新时代的机遇。中欧投资协定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预示着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近代中国的两次开放
近代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英国的军舰和西方列强强迫打开了我们的国门。第一次开放是被迫的开放。正因如此,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危机。在之后漫长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行各业的中国精英走上了拯救国家和生存的道路。最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成功的道路,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人们说,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挨打”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了第二次开放。这是一次主动的开放。20世纪80年代,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主动打开国门,请外国资本进来。正因为是主动开放,我们紧紧抓住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每一次机遇。
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们取得了巨大建设成就,从一个邓小平先生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80年代初的300美元左右提高到今天的超过10,000美元。我们今天拥有4亿中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40年里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在过去的8年里,就促成了1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今天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
不过,单边开放是为了国家的更加强大。第三次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我想不仅仅是传统上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技术升级和创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和规则问题。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挨骂的问题。只有掌握了规则制定权才会彻底改变被动挨骂的问题。
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是今天国际竞争的核心,更是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抱怨就是中国没有遵守美西方确立起来的方方面面的规则。
在规则竞争方面,中国面临着几个重要的问题和挑战。
第一,对现存规则的改革。中国通过“接轨”而进入世界体系,世界体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各种规则的。不过,这些规则是美西方主导下确立的,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并不想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革命家的角色,我们是改革者,提倡通过国际体系和规则的改革使得世界体系更加公正公平。
第二,如何把市场转化成为规则。西方主导世界规则和西方的市场分不开。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但我们仍然没有规则制定权。如何把我们市场的份额转化成为规则制定权?就互联网来说,即使欧洲国家没有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也在利用其市场力量,积极制定互联网规则,欧盟已经出台了诸多互联网监管法律法规,和美国、中国竞争规则权。
中国尽管拥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占了世界互联网很大的份额,但我们的规则制定权少而又少。我们需要思考这是为什么。
第三,主动创始和参与未来规则的制定。近年来,我们通过推进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在主动创始一些区域或者全球规则,例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下一步,我们要考量如何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让更多的国家接受我们的规则。
作为大国,我们不能学习从前的西方,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相反,我们在制定规则时需要充分考量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需要。
第四,如何竞争世界标准?在今天的世界,规则的背后就是标准、方方面面的标准。我们有强烈的意愿参与未来标准的制定。我们已经表示对TPP持开放的态度。RCEP和TPP是两个不同的事物:RCEP主要是传统投资贸易关税等,而TPP是标准。对标准的竞争更有利于我们本身技术的提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
如何结合双循环来考量规则的竞争意义重大。我个人认为,内循环的核心是统一国内的规则。中国是一个大国,地方差异很大,各地各方面的规则没有统一起来。即使是在同一省内,各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也不同。没有统一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没有统一的市场,就很难把我们的贸易总量转化成为规则。
近代国家比传统国家更加强大,一个原因是前者具有统一的规则,而后者则没有统一的规则。欧盟之所以强大也正因为有一套统一的规则。因此,我觉得我们需要通过规则的统一化来促进我们的内部大循环。统一的规则对市场经济和法治都至关重要。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而规则的统一又是法治的前提条件。
外循环则是中国规则的国际化。如上所说,中国规则的国际化绝对不是意味着中国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而是需要中国至少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在和现存国际规则接轨的同时改革现存不合理的国际规则;第二,制定内部规则的时候充分考量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第三,要有意识地把庞大的市场力量转化成为规则。
如果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来看下一阶段的开放,我们可以提高开放的格局。开放不再是传统的开放,而应当是更广、更深、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连接内外循环,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实现中国规则的国际化。
我希望,第三次开放始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要从RCEP迈向TPP,从学习规则到规则制定者。到2050年,我们必将成为人们喜欢的世界最强国。
(雨林编辑,来源:联合早报,作者:郑永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