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日报, 2026年10月30日 ,印尼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经营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与治理失灵问题,如今再次受到关注。Danantara 高层披露的国企经营数据,揭开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当部分国有企业持续亏损,少数大型企业却承担主要盈利任务时,国家必须重新审视庞大的国企体系究竟为人民创造了多少价值。
据 Danantara 首席运营官 Dony Oskaria 披露,在其管理的1,074家国有企业中,约约52%的相关企业出现亏损或严重经营困境,每年造成高达23万亿印尼盾的损失。与此同时,其他1,066家国企的年度运营预算据称达到31万亿印尼盾。若相关数据属实,这不仅反映企业经营问题,更说明国有资产配置与监管机制存在深层缺陷。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企盈利与国家分红之间的严重失衡。据称,国家获得的97%国企股息,主要来自Mandiri、BRI、MIND ID、Pertamina、Telkom、BNI、PLN及Pupuk Indonesia等八家大型企业。这意味着,庞大的国企体系中,真正为国家财政贡献主要收益的企业相当有限。
国企数量庞大,不等于国家财富增加;资产规模扩大,也不代表经营效率提升。 如果一家企业长期依靠国家资源维持运作,却无法创造合理收益,甚至不断吞噬财政资金,那么继续维持其原有结构的理由何在?
Dony Oskaria 提出,国家或许不如集中管理八家主要盈利企业,同时关闭其他长期亏损的企业。这番话虽然尖锐,却点出了国企改革的核心:政府必须摆脱以企业数量、机构规模和职位设置衡量政绩的旧思维,转而以盈利能力、公共服务价值和资产回报率检验经营成果。
然而,国企改革最大的阻力,恐怕不只是经营能力不足,而是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长期以来,部分国企及其子公司的管理职位、专员席位与董事会席位,被外界质疑成为政治分配与利益交换的工具。如果有关指控属实,一些人领取高额薪酬与津贴,却未能有效履行监督职责,国企便可能从创造公共财富的经济主体,沦为少数人分享利益的场所。
这种治理模式的代价,最终由国家与人民承担。企业盈利时,利益如何分配、股息是否足额上缴,必须受到严格监督;企业亏损时,管理层是否承担责任,也必须有明确的问责机制。不能让私人化的利益分配与公共化的损失承担同时存在。
当然,国企亏损不必然意味着腐败,企业经营失败也不能一概视为犯罪。部分国企承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或政策性任务,未必能够单纯以商业利润衡量。但这不意味着亏损可以成为逃避问责的理由。对于管理失职、利益输送、财务造假或侵吞国有资产等行为,必须依法调查;对于正常商业风险,则应通过透明的制度加以区分。
同样,国家损失是否构成腐败,必须依据法律、具体行为及证据判断,不能仅凭政治人物的表态便作出结论。公共资金遭受损失是否需要追究责任,应当由法律与独立调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人预先划定免责范围。
Danantara作为印尼整合和管理国有资产的重要机构,肩负着提高国有资本回报、改善企业治理和强化资产监督的责任。但集中管理本身并不等于改革成功。假如过去分散在各家国企内部的低效率与利益输送,只是转移到新的控股架构之下,那么机构虽然改变,问题却依然存在。
因此,Danantara至少必须采取三项关键措施。
第一,全面公开国企经营账目。 对旗下企业进行独立审计,公布盈利、亏损、运营成本、股息贡献及债务状况,让公众清楚了解哪些企业真正创造价值,哪些企业长期依赖国家输血。
第二,建立严格的管理层问责制度。 董事、专员及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应以专业能力、诚信记录与经营表现为依据,而不是政治背景。对于失职者,应依法追究责任;对于表现优异者,则应给予合理激励。
第三,果断重组长期亏损企业。 对没有持续经营能力、缺乏公共服务必要性且无法通过改革扭亏为盈的企业,应考虑合并、重组或有序退出。但涉及战略产业、就业与公共服务的企业,则必须经过充分评估,不能为了追求短期账面收益而草率关闭。
此外,Danantara自身也必须接受严格的透明度与监督机制。管理权越集中,越需要有效制衡;控制的资产越庞大,越不能缺少独立审计与公众监督。否则,改革机构本身也可能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印尼不缺少国有资产,也不缺少改革口号。真正缺少的,是能够触及既得利益、建立责任机制,并且不因政治关系而有所例外的改革决心。
Danantara最终必须回答的,不是要管理多少家国企,而是能为国家节省多少资金、创造多少收益,以及能否堵住长期存在的利益漏洞。
如果它能够清理低效企业、切断不当利益链条,并让国有资产的收益真正回到国家与人民手中,改革才算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反之,如果只整顿企业账目,却不触及职位分配与利益输送;只要求亏损企业削减成本,却不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人,那么所谓改革,终究可能沦为一场规模庞大的组织调整。
印尼人民需要的不是另一家更庞大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真正负责任、有效率、受监督的国有资本体系。
Danantara能否清除国企体系中的积弊,关键不在于它拥有多大的权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勇气约束权力、追究责任,并将国家利益置于任何集团利益之上。
(雨林编辑, 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