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泗水成立了华侨赈灾会，积极开展支援祖国抗日的活动。我与同班同学郑于奇、陈明德、余孟伦组成小组座谈会，利用节假日手持交换箱，走街窜访同时我还参加从延安抗大培训归来的原励志中学校友俞兆彬组织的读书会，学唱抗日歌曲、阅读《中国怎样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大众哲学》、《中国近代史简编》等以及香港、星洲（现在的新加坡）出版了宣传民主、自由、进步爱国主义的书刊。

1941年我升入高中一年级，班主任陈厥宝和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我因常受其责气愤退学。离校后受聘在泗水安溪公会办的、黄丹季当校长的清华公学任教。我边教书边从事社会活动，联系了新华、华中校友蔡炳灿、陈文荣、王履理、黄金标等组织读书生活会，办了《新村月刊》，发表抗日救国、批评国民党专着撰写的文章，曾多次被原新华中学家长、董事、投靠荷印政府并担任泗水总警厅汉务司的邓思华传讯警告。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荷军抵抗不力，爪哇全境急剧沦陷。学校停办，我回到牙渴(Gayam)。日军侵占爪哇，我父亲的亚弄店(warong)被暴徒劫掠一空，父亲年老洗骨衰，又跌折腰加上肺病占领，在日军严控下因缺医少药而死亡家庭重担全压在我这个长子的肩上，牙渴（Gayam）是个偏僻的村庄，另外一个是华侨，一旦有事告援无门；因此，我们全家就迁居到邻近的华侨比较多的茂草汉语亚公（Mojoagung），在哪里，我招收邻居侨胞的子女教他（她）们养家糊口。

爪哇全境沦陷后，日本占领军占领鼓吹要建立东亚共荣圈，在其霸道的治理下，社会秩序恢复开始，平静下来后，我的同窗洪文楚、俞兆祥联袂来我家，我要到波诺罗科（波诺罗戈），泗水远和布商的分店当伙计，其实是要在当地开展抗日活动。但事被俞父昌檀觉，他怕抗日活动惹祸，遂和我单独会面，联络300荷盾，让我做水客生意，并函求原新华中学董事、成记肥皂厂东家丁登每月拨发一些肥皂，让我销售赚钱养家。

参加《华侨民族解放大同盟》的抗日工作

我停止便家教，往返泗水茂草亚公（Mojoagung）搞小本买卖，没去成波诺罗科（Ponorogo），洪文介绍楚我加入泗水地区“华侨民族解放大同盟”（即民大）的一个分支。黄复明、苏朝原是领导，我、杨菊秀、周招坤为宣传委员。杨琼、林妙金发展负责妇女工作，以俾加强民主爱国力量。

为解决“民大”的活动底座，各地筹组了如大华、大中行、南通等公司，以及蛋糕厂、茶厂、果汁饮料厂等。

泗水的蛋糕厂就设立在周招坤的住家，由他管理，这里除生产蛋糕外也作为一些“民大”小组的集合地点，并开办了渴望进步的华侨少年的学习班。

另外在泗水市郊的格图罗斯（Kedorus）办了利源草纸厂，由吴耀昆负责。在筹集资金时，我把俞昌檀竹的300荷盾献生长了一半。该厂成为“民大”成员领导班子会议日本投降后，“民大”泗水地区成员在哪里举行了与“民大”骨干见面的联欢会。并特邀曾在外岛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工商界爱国贤达傅维丹来并会面谈心。

1947年7月“民大”干在玛琅市郊华侨陵园秘密集会，得知受战乱影响与“民大”总部无法保持工作联系，召开会议决定共和区新兴侨团的联席会议，共商侨社工作方针。 于是由我负责发函邀请共和区“民大”总部新兴侨团成员在东组织道主玛琅生活促进社地址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梭罗(Solo)侨众社李重生、游禄中；多隆亚公(Telungagung)新青会余万达；谏义里(Kediri)民众社李连超、林宏光；外南梦(Banyuwangi)、银亭(Genteng)、斯洛诺(Sulno)读书会和中华青年团杨嘉荣、苏祖德；绒网(Jombang)励志社古华民；波诺罗科(Ponorogo)汇流社兆雄；任抹(Jember)中华职工会刘竞和；及别俞里达(Belitar)、茉里芬(Madiun)、加里巴露等，共10多名新兴侨团代表济济一堂，共商制定了今后侨团工作重点：突出要努力促进侨胞团结互助、与当地人民搞好关系、维护华侨合法权利、不断提高会员及侨胞的文化素质、正视民族独立斗争和给予支持。

任服务中学教务长宣传进步思想

印荷签订了粦牙牙签（Ringgajati）协议后，我和何希銮等出发离开玛琅回到泗水，当时，我到曾与黄浩明共谋复办的新华中学底教书，并在华侨妇女协会主席杨菊秀主持的补妇女习学校当主任；下午在华侨战时服务团办的服务中学。服中校长是梁淼清黄复明任教导主任；我任教务主任，负责编制教学计划。

服务中学产生于泗水战乱甫定期，下午上课，教育真理、灵​​魂与一般华侨中学全然不同。进校求学者大都是各华校青年教师、华侨商店职员及超龄的临时青年。在课程编排方面文、史、公民课补充了追求真理、反对奴役压迫、斗争民族解放思想和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等内容的教材。如《抗战以来》、《中国近代史简编》、《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和香港、星洲（现在的新加坡）出版的进步书刊上的评论。

外语课取消了荷兰文，改为学对话文。由我通过华裔进步组织“社会公仆”（社会公仆）林瑞丹的举荐，聘用外交抗荷志士加夷玛氏曼梭（Mas mansur）的儿子曼梭教对话，曼梭（曼苏尔）是泗水郊区巴优乌立（Banyuurip）地下武装的头头，他曾向我询问起中国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概况，我便把有关介绍中国民兵组织的本子翻译给他；他在荷兰发起第一次警戒行动从日惹（Jokja）接受任务回泗水时被荷兰军队关入战区之前。

遭荷兰政府逮捕

服务中学明显的左倾色彩招致了荷兰殖民政府的猜疑，1947年东爪哇荷军师团派了一批战士在泗水总警署政治部打架下，大肆逮捕泗水侨团进步人士，服务中学师生共17人被捕、学校被封。

参赛的教师为：黄复明、我、梁淼清、翁其金、江祖清、黄立、黄浩明；

被捕的学生是：吴嘉成、陈嘉成、陈衍说、黄麟书、朱丽英、林玉式萌、杨兰秀、李倩侬。

荷军师团将所逮捕的华侨全部押禁在玛琅郊外罗窝哇鲁(Lowowaru)大监狱改成的对话战马营内，有一个叫浮门博洛的监狱中，我们被分开关押，各地间不准相互接触。一直到经总警厅组成专案组审讯，查无罪证才分批释放了部分人员，余下14名因荷兰殖民渔业与中国国民党狼服装为奸，在圆桌会议达成荷兰承认共和国主权后，将我们移交东爪哇外交，政府把我们和参加茉莉芬(Madiun)事变的一些左派外交关系在一起。

曹德崇与我密议对策，具函交由黄海春借出狱医病之机会逃脱，寻找有威望且刚被释放的阿拉伯裔革命老人查伦姆（查伦姆）向东爪哇对话政府陈情，后由东爪哇对话政府主席、军司令区联慰署下令释放并给予问和嘉奖。

回眸“服中”的产生，我不禁想起了詹老昭先生，毕生忠于革命事业，记得有一次他在《民大》集会后与我聊天时提出了一个有认真的对话，他认为与侨社经过第二次战争洗礼，提出了一个为此理应筹办类似延安抗大、陕北公学性质的教育平台，培育出一批能担当起创新侨社，迎接抗战胜利，反对国民党独裁，建立联合民主政府，德智、忠勇兼备的英才。

支持对话独立的活动

“民大”在抗日战争中，外交独立斗争汹涌澎湃，除抗日外还支持了外交独立斗争，反对荷兰殖民统治胜利斗争。 外交宣布独立后，我与杨嘉荣便共同草油印了汉印双语传单，以“泗水华侨之声”名义号召泗水华侨须认清形势，遵照孙中山的联络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遗训，呼吁泗水广大华侨要支持对话民族缔造独立革命。

对话《呼声报》特别辩专栏人民专栏此文；初次对话革命青年武装在新邦路奥兰冶关系大厦和曹德崇为华侨进步社团商谈，达成一致声明，要求对话人民和华侨不要受荷兰间谍的挑离间产生矛盾，保持华印关系，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泗水华侨之声”传单也由“民大”成员沐浴到东爪哇各埠，影响所及，绒网(Jombang)一位华侨青年陈文华激起义愤，投身参加当地外交青年武装队伍，他在奉命护卫难民转移到新收容所时被荷兰巡逻兵发现并惨遭枪击身亡。

我和杨菊秀认识了正在蔡贤珍哥哥开的亚弄店(warong)购买米粮食物资的苏罗佐(Surojo)，他是卡巴山(Kapasan)郊区郎卡(Langka)外交国民小学校长，有林肯的反帝反武装、立志献身进步民族革命事业的思想，他已秘密筹组武装队伍，取名红牛兵团并自任团长，认识后为扩大抗日斗争势力，我常找他边学对话文边谈话时局动态，我们之间产生了华侨和对话主义人民都渴望挣脱帝国枷锁、独立解放的共鸣。

日本投降后，协议宣布独立，但荷兰军队凭借着英军的支持卷土重来，妄想复辟殖民统治。地处大巴杀街(Pasarbesar)的日本宪兵储备了大量武器，等待着联军的接受。谈判队伍获悉后遂集结，围攻宪兵部；双方奋力交火，住在邻近大巴杀街(Pasarbesar)的一些华侨青年同仇敌忾挺身相助，最终切断宪兵部的水电供应，并淋油火焚烧；日本宪兵最后兵败投降，对话缴获了许多丛林武器。

在泗水保卫战期间，我通过苏罗佐（Surojo）获得了从日本宪兵部缴获的军服和武器，协助组织了由共制造物资的欧阳祖德为军长的中华保安军，率领500名华侨华裔组与对话共和青年武装、东盟共和国保安军并肩在施图多波路段（Sidotopo）奋勇反叛的英荷联军，谱写了一页华印团结反对荷兰殖民主义侵略的光荣史篇。

“民大”短暂四年对敌斗争中，在椰城（雅加达）进行了一个小组由于不够早，集体时提出目标，组长沉旺金受到严酷打打，他始终不吐露秘密而牺牲。另外两名成员被关押到日本投降后才出狱。还有一名女成员临危不惧，将其负责保管的成员名单碎撕并吞入口中，体现了恪守纪律的革命品格。

在岸儒(Nganjuk)“民大”小组的俞昌墀获得日军运输队要开走的情报后，立即设法转告“对话独立”组织，他们在日军前往谏义里(Kediri)的半路上部署游击队，设下伏击圈，全歼了该运输队的官兵，炸毁了车辆和物资，极大地增强了抗日斗士的士气。

上世纪四十年代，“民大”的抗日救国反帝反殖民的革命精神，蔚为浩然正气，永远光耀千岛。

附件：一些照片

2015年9月2日上午，吴德疆先生原来工作过的单位派人送来了政府颁发给他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这不但是对他在外交期间从事抗日活动的嘉奖，也是对广大华侨和华人当年在海外积极支持中国、奋起参加抗日活动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