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都新闻网 5 月 22 日（综合报道）：现如今在香港特区，被亲切地成为“工人姐姐”的外籍家庭佣工，已成为本地人力供应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目前在香港的外佣总体情况和疫情前有何变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的记者刘志敏22日介绍，根据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相关数据，2019年，在香港工作的外佣约有40万人，约占香港劳动人口的10%。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香港的外佣比疫情前减少了约6万人，目前约有34万，服务香港30多万家庭。
那么，具体到国别来看，现在香港最大的外佣群体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占到约56%和40%。其余的4% 则来自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及孟加拉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政策开放之初，一开始来香港最多的外佣主要为菲律宾籍。当时菲律宾政府为改变经济逆境，修改劳工法，在1974年实施“海外雇佣计划”，开始向外输出菲律宾劳工。紧接着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政府也效仿菲律宾修改劳动法，香港外佣的国籍逐渐呈现多元化。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政策施行之初的1975年，香港外佣人数只有1350人，近50年来，这一涨幅已经超过了250倍。外佣几乎都是女性，这一比例高达99%。
香港对“工人姐姐”的保障
刘志敏介绍，根据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研究分析指出，“工人姐姐”主要受雇于香港以下四类家庭：一是育有子女的已婚人士；二是有已婚女性成员投身就业市场的核心家庭；三是有年长者成员的住户；四是有家庭成员需要“特别照顾”的住户，比如残疾人士或长期病患者等。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拥有了较成熟的外佣雇用机制，行业规管和权益保障制度都比一开始输入之初更为完善。比如在法律方面，根据香港劳工法例，外佣与本地雇员享有同样权益，包括每周休息日、法定假日、带薪年假、生育保障、医疗津贴、长期服务金及遣散费等。这些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是特区政府对外佣们坚定的基石保障。
再比如在雇主方面，首先雇主必须是香港居民才可聘请外佣，且每月家庭收入不低于港币15000元或款额相当的资产，以证明有足够财力在整个2年合约期 雇用外佣。这些稳定的数字背后都是对“工人姐姐”福祉安康的守护。
再比如在待遇方面，特区政府也是在不断提高外佣的收入标准，现如今，外佣最低工资已经涨到每月4730元港币，而膳食津贴不少于每月1196元港币的标准。这些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升的标准，也处处体现着特区政府时刻关心着“工人姐姐”的利益和权益。
“工人姐姐”们不同之处
刘志敏指出，根据在香港的长期观察，可以发现，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佣工逐渐有了明确的区分定位——比如在她们周末假日的聚会中，菲律宾籍的“工人姐姐”的聚集地已基本固定在中环，印度尼西亚籍的“工人姐姐”则相聚在铜锣湾。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印度尼西亚成为香港第二大外佣供应来源地，主要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增加所致。也有相关市民表示，因为印度尼西亚“工人姐姐”普遍能说广东话，深受本地家庭欢迎，是其数量增加的原因。印度尼西亚政府及培训机构也抓住这个特点，培训项目里学习广东话是“必修课”。有研究统计指，超过半数的印尼工人姐姐能以广东话交谈，另外40%更能以广东话和英文沟通。
也有调查统计，超过9成印尼工人姐姐是穆斯林，不吃猪肉、不喝酒，每日祈祷约3-5次等，另外，伊斯兰教每年都有一个月斋戒，印尼工人姐姐会早上3时就起床吃早餐，然后由早上4时至晚上7时禁食。但其实不论工人姐姐们从哪里来，香港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关爱上都会给与充分的尊重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