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日报， 2021年9月18日，我的父母是福清海瑶村人，结婚后因为生活所迫，20岁的父亲和15岁的母亲离开家乡，来到“千岛之国”印尼东加里曼丹省大石山岛镇的西段八苏王村安家落户，以开杂货店为生，养儿育女6人，初步建立幸福小家庭。奋斗10年后，不辛被印尼土匪杀害，父亲在小船上被土匪砍了100多刀，当场死亡，时年仅30岁，母亲在家里颈部被砍一刀，当场死亡，年龄定格在25岁。我和二哥及妹妹坐小破舟逃难，随河水漂流到海中，幸被亲友救了，死里逃生。另外，9岁的大哥和一岁的妹妹被印尼佣人救出来，从家里逃出往东边森林山上走，走到大石山岛镇，把孩子交给叔叔。就这样，5个孤儿被叔叔抚养，我们在叔叔家帮忙做豆腐，两年后姑妈又伸出关爱之手，让我们住在姑妈家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华校又恢复开学，当时我已经11岁只能读一年级的免费学校，15岁的大哥和14岁的二哥只读了一年，就到泗水找工作，在堂哥五金店当学徒，在堂哥资助下二哥于1948年回国在福州读书，我和两个妹妹留在姑妈家里读了五年小学，在姑妈家里住了9年，大哥在工作中表现很好，被提拔为会计，在四年中不忘弟弟妹妹还在遥远的古岛小镇努力小学学习中国文化，深知有了文化才有立足于社会。四年后又回古达马路镇接我们3弟妹到泗水读书，有幸在泗水小学、初中、高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后回到祖国。

在毛泽东时代，我考取了湖南医学院学医，在班上是积极分子，也是体育委员，经常向团组织靠拢，在体育方面通过了一、二级劳卫制。1958年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我虽然个子不高，但我不怕苦，不怕累，参加了修铁路，也参加了下乡医疗队，也参加过农场插秧大军。断断续续读了6年医学，在艰难岁月里终于毕业了。

发挥了正能量

后来，我走进精神病科领域的这条道路，很多毕业生不原意走这条路，有的作为跳板，干了一年就找其他门路，到别的医院当外科医师，而我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默默耕耘走了50个春秋，多么不容易呀！当年28岁的我，正当青春年华，是奋斗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弱则国家弱。青春用于奋斗，幸福就是奋斗出来的。

我从经治医师到主治医师，从主治医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正教授，这条路不容易走，每天都在看书学习、进修，在临床上有疑难病例，找一本又一本精神病学去找答案，再不行就请教杨德森老师。杨老师说：分析精神科病例要按精神科的思路去分析，诊断要有依据，要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政治上有一个理想信念，祖国就是我的母亲，党是我的父亲，培养了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

1978年12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老师杨德森教授说：做好一个精神科医师要具备三条：有一本好的精神病学；找一个好的老师；有问题经常跟老师勾通。老实说，这三条我做到了。我经常在清晨或晚上灯光下写论文，坐飞机到云南参加精神病司法鉴定学术会议。

1980年我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精神研究所师资班进修一年，我被分到男病室，管几个病人，每天有舒良教授查房，每周一上午参加病案讨论，受益非浅。回院后成立全省精神病司法鉴定小组，由五人组成，副二院精神科2人，我院3人，我是组员之一，杨德森教授任组长。59岁时，我经过考试、考核晋升为正教授，成为精神科带头人。

我的精力还是很充沛，关心病人如亲人，经常深入病房与病人交流，嘘寒问暖。看门诊挂我的号最多，经常晚下班，副二院精神卫生研究所从1989年至2002年13年聘请我任硕士、博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为我院脑科医院提升了品牌。

退休后，我经常参加义诊活动、体检活动、旅游活动，爱好摄影、书法和画画，写了两本《回忆录》，写了几篇文章，如：《省脑科医院的发展》；《艰难回国，一心一意跟党走》；《我为祖国人民而奉献》；《艰难求学 行医济世》；《高至荣先生106诞辰》；《祖国母亲 70年前后的变化》。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根本不分上下班，不分白天黑夜，都是在想尽办法学习，创造条件学，一心一意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如今已经取得诸多学术成就的我十分感激当年的奋斗过程。

“虽然条件艰苦，一些疾病的治疗未完全掌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畏难情绪。”他回忆，当时没有电话，如果夜里病房有意外发生，护士要从病房跑步到宿舍打门，他一听到动静就马上穿衣起床，放下两个孩子独自在家，迅速跑步到病房进行急救处理，有时一干就是到天亮，“根本来不及细想，救人才是最重要的。”

（ 雨林编辑，来源： 千岛日报/ 高至胜 教授 ）